“这位和尚，你知不知道，你这般挡在大路中央，很是影响交通吗？”

　　“施主你又错了，来既是命，过既是缘，大陆通南北，和尚在中间，过就是不过，不过就是过，善哉…”

　　长街夜色如水，月光散淡。

　　一位青袍和尚独立路中，眼光清澈，双手合十，袍袖无风自荡。

　　和尚的面前，商旅云集，骡马交错，一名黑衣消瘦的中年人愁眉不展的站在众人面前，正在向大家解释交涉的结果。

　　“总之，这个和尚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极不讲理。”黑衣人小声的和大家说到，眉心开始出现愤愤之色。

　　“老大，发飚吧~~~”

　　一群初入江湖的小弟振臂高呼，满脸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表情。

　　“谢老大，我看小兄弟们说的有理，不给这和尚点教训，实在有损川蜀雄鹰的名头”一位白髯绸袍老者站出来随声附和道。

　　“田间二十载，江湖旧梦多”谢老大仰天一叹，摘下腰间酒袋，烈酒入喉而下，少年豪情涌上心头。

　　有风自在，长街忽添悲凉之气。

　　运气，抬步，众人只见身形一闪，快若闪电，谢老大已经冲到和尚面前，目光凶狠，死盯着和尚。

　　“发 飚 开 始”

　　谢老大冷冷哼到。

　　那青袍和尚依旧垂头肃立，只是袍袖激荡的更厉害了。

　　“死和尚，是你逼我的”

　　谢老大俯身抖手，竟生生把一块青砖抓出来，接着骨骼间一阵爆响，青砖已化飞末，随风而散。

　　“在民间，人们管这个叫做鹰爪功，在家乡，人们管我叫做鹰爪王”

　　“哦”

　　“哦你个头呀，再告诉你，在江湖，人们叫我幽冥摄魂三更取命浪子游侠惊天一抓，对不起，虽然有点长，但是很符合事实”

　　谢老大探身狠狠的抓着和尚的衣襟说道，同时很细心的轻轻拨去和尚领上粘着的砖粉。

　　“和尚，再和你说几句；你家方丈没教过你，挡别人的路是不好的嘛，你自持内家真气过人，就用其阻碍交通这是不好的，你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吗？”

　　“哦”

　　“你别哦哦哦的，要不是看你年纪大，我就一把捏死你，快回去山吧”

　　和尚低头想了想，慢慢抬起手，看热闹的众人顿时生出一种佛法玄妙的感觉，和尚手法很慢，慢慢拍到谢老大的手上。

　　谢老大面目一僵，表情似笑非笑。

　　“请问这位施主，过瘾吗？”

　　“嗯，还好啦”

　　“是不是感觉奇经八脉，乱了四条，断了四条”

　　“嗯”

　　“你别嗯嗯嗯的，在以前，人们管这个一般叫作不死印，在江湖，他们一般管我叫 邪王，你不要抖，你喜欢的话，可以叫我石大师，喂，你们不要跑呀”

　　商旅惊散一空，长街空空荡荡。

　　“对了，这位地上的小朋友，你的鹰抓功这么烂，为什么他们还会叫你老大呢？”

　　“回回回回大师，小人，姓谢，名老大，呜呜，真的不怪我呀”

　　在谢老大坚强努力的爬走之后，长街之中只剩下和尚一个人。

1、大唐中静斋选择李世民为天子，但当时地球人都知道李建成是太子，李渊不喜欢李世民，甚至有心想干掉他，而如果静斋帮李世民消灭少帅军的话只会让魔门捡便宜，难道统一天下后静斋会帮李世民发动政变？恐怕没这条件吧，小说中说如果没有最后少帅军的帮助，李世民根本没可能有实力发动政变，而且只会让外族入侵，可见静斋多么不智，如果静斋不是笨蛋的话，只能表明静斋是外族联军的超级SPY，其居心比魔门更恶。。。

　　2、覆雨翻云中的静斋更无耻，言斋主居然会牺牲其“心爱”的弟子送给庞班，其实庞班喜欢言静庵，只要她肯的话，完全可让庞与其退隐，中原武林就可保存，而且庞也不会修成种魔大法，可以说庞的大法是言一手造成，等于帮助蒙古再次入侵中原，再次证明静斋是外族的超级SPY，而且可怜的冰云MM被逼得不但出家，还要失忆，可怜。。。秦也是言培养出来的，说要对付庞，真是笑话，以庞当时的武功，秦没达到剑心通明，凭什么对付庞，只是去送死，秦MM同样可怜。。。

　　3、大唐中，师仙子为帮助李世民，对少帅军使用了种种无耻的手段（当然战争中用什么手段都不过份，但其手段十在太无耻了），同时利用仲与陵对其的好感，当然使少帅军不愿除掉师仙子（再次证明妇人之仁得不到天下），而师仍不放过少帅军，同时既打击少帅军，又利用仲与陵对付魔门，太无耻了，甚至子陵在某些时刻都看不过眼了。至少魔门也是明刀明枪的来，是真小人，而静斋却总在背后搞坏，真是伪君子（不，是伪仙子）。

　　4、覆雨翻云秦仙子利用浪子韩不仅养好了伤，还更进了一步，练成剑心通明，但确狠心离开韩，空让其失落甚至伤心，真够狠。更无耻的是大唐中的师仙子，还什么百日之恋，分明是利用子除练功，同时使子陵在未来的战争中对其心软，甚至可使其离开少帅，但最后还是要离开子陵，更狠，甚至居心更恶。

　　5、既然慈航静斋是尼姑待的地方，为什么师、秦不出家，至少弄个光头以表示修行的决心以拒绝男人们的骚扰，可是她却不这样，摆明了是为了勾引男人嘛还有种种的恶行就不一一说了，总之，慈航静斋真是。。。

食醋是一种具有酸味的传统调味食品。由于“吃”兼有食用和饮用的双重含义，故而食用食醋也称为“吃醋”。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词林宝库中，除食用的内涵以外，“吃醋”还有其丰富的外延。作为一则雅俗共赏的典故，很有必要搞清它的来龙去脉。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当凤姐抓住贾琏偷情、双方打起架来时，“贾母道：‘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了！’”明代传奇《燕子笺》也有“他二位只管捻酸吃醋，不成个模样”的记载。众所周知，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如果产生嫉妒的情绪，甚至出现争吵、打架的现象，俗称“吃醋”或“捻（撚）酸吃醋”。那么为什么把嫉妒和食醋联系在一起呢？寻根溯源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称为“狮吼说”。近代的一些典籍持此说。其主要依据是《在阁知新录》关于“世以妬（同妒）妇比狮子。《续文献通考》载：‘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缾’，吃醋之说本此。”

　　明代博学家李日华[1565~1635]在《紫桃轩又缀》中说过“正德中（公元1506~1521年），狮子房二号日食活羊一只、白糖四两、羊乳二瓶、醋二瓶……”说明狮子确有食醋的习惯，那么狮子食醋又与妒妇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还有一个关于“河东狮吼”的典故。佛教经典称“狮子吼则百兽伏”，所以佛家用“狮子吼”来比喻佛祖讲经声震寰宇的威严。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一个朋友叫陈季常，他妻子柳氏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女子，每当陈季常宴客，并有歌女陪酒时，柳氏就用木棍敲打墙壁，把客人骂走。平时陈季常很喜欢谈论佛事，事后苏东坡借用狮吼戏喻其悍妻的怒骂声，作了一首题为《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长诗，其中有这么几句：“东坡先生无一钱……只有双鬓无由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仗落手心茫然。”诗中的龙丘居士指陈季常；河东是借用唐代诗圣杜甫关于“河东女儿身姓柳”的诗句暗喻陈妻柳氏，另外柳氏也是河东郡（今山西省）的显贵姓氏。这首诗极为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困窘、柳氏凶悍以及季常无奈的景况。后来人们便把“河东狮吼”作为妒妻悍妇的代称。有人还把怕老婆的现象戏称为有“季常癖”。那么吃醋的“狮吼说”则源于宋代。

　　第二种称为“坏醋说”。清代有人认为吃醋之说源于一种成见。某些南方地区，人们认为在一个家庭中不宜同时酿造两缸醋，否则必有一缸会坏掉。因此，在一个家庭中不应同时有两缸醋共存。借以暗喻：一家人中只应保持一夫一妻，否则妻妾之间难免会产生嫉妒。早在南北朝时《齐民要术》已多次提到“坏醋”现象，可见酿制的难度。然而家酿两缸，必坏一缸的说法较为牵强，但却反映了民间对一夫一妻婚制的希冀。

　　第三种称为“酸味说”。清代章回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七回有这么一段话：“切切莫被那卖甜酱、高醋的过逾赚了你的钱去，你受一个嫉妒的病儿，博一个‘醋娘子’的美号。”看来小说的作者文康的这段话是从买醋、食醋的实践活动中有感而发的。食醋在我国古代是主要的酸味调味料，它可以引申为酸、酸味；酸又有痛苦意，所以人们才把捻酸吃醋与嫉妒联系起来以喻心酸。有时也称醋意、醋劲儿。如《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晴雯听他（指袭人）说‘我们’两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得又添了醋意……”吃醋的近义词还有泼醋、捻酸吃醋和争风吃醋。明末话本小说《清夜钟》第二回有“石匠樊八……怕陈氏吃醋……又怕陈氏捻酸怪他”；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也有关于“凌家这两个婆娘彼此疑惑……争风吃醋，打吵起来”的相关情节。人们又把爱流露出醋意的人称为醋缸、醋瓮、醋钵儿、醋罐子、醋坛子或醋瓶子。有时还把没来由的嫉妒称为吃寡醋，如戏剧《百花亭》就有“我几曾调他来，皆是他心上自爱上我，你吃这等寡醋做甚么？”

　　有人著书说，唐人的《朝野佥载》记载房玄龄的夫人好嫉妒，李世民曾给他一壶醋。“于是就有了‘吃醋’之典。”经核查，《朝野佥载》记的是关于兵部尚书任瓌的轶事：唐太宗李世民赐给任瓌宫女，听说宫女受到任妻的迫害，李世民一怒之下令人送去“饮之立死”的酒以示震慑，任妻一饮而尽。但是酒中并未下毒。而唐代的刘餗在《隋唐嘉话》一书中则记载了有关中书令房玄龄的类似故事：唐朝初年房玄龄因辅佐有功，唐太宗几次想把美女赏赐给他，但都被婉言拒绝了。后来听说房家有妒妻，皇后又亲自出马给房妻卢氏做工作，也没成功。李世民生气了，说如果他坚持错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卢氏仍不屈服并表示宁愿因妒而死。唐太宗叫人打了一壶酒，说：“要是这样，就饮此毒酒！”卢氏拿起来一饮而尽。其实那壶酒并没有下毒。后来李世民说：“朕尚怕见她，何况房玄龄呢！”另据《新唐书·列女传》称，房玄龄夫妻俩十分恩爱。早年房得过重病，说，“我怕是好不了了，你还年轻，以后另组家庭吧！”卢氏哭着一咬牙把一只眼弄瞎，借以表达从一而终的决心。房玄龄不久病却好了，最终两人白头偕老。看来这两宗关于妒妻的典故都与吃醋不相干。

　　随着酿造业的普及和发展，食醋不但逐步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也进而融入人们的心理活动以及道德关系之中，所以在唐代的文学著作中应该有着相关的反映。经过大量的钩沉工作，在敦煌鸣沙山石窟的文献宝库中终于发现了珍贵的线索。在《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已有关于“醋气时闻，每念糟糠之妇；荒淫不择，岂思枕席之姬”的语句。文中的“醋气”原指食醋的气味；“糟糠”原喻粗劣的食物，后因东汉时宋弘说过“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话，人们就以糟糠作为妻子的代称；“枕席”本为卧具，可以借指为睡眠。通观全句的内容，食醋与嫉妒两者之间的关系跃然纸上。而这篇名赋的作者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因此可以认定“吃醋”与“嫉妒”的“联姻”应该追溯到唐代。

　　综上所述，“捻酸吃醋”之说应该源于唐代，宋代的“狮吼说”是其支流，而清代的“坏醋说”则只能是一种附会。

自魔门在大唐之中横空出世以来，可以说牵动了无数大唐书迷的心（或许包括了你我，我是绝对抵挡不了绾绾儿的），从来就没有读过这麽长的武侠，也从来就没有见过这麽复杂、这麽有性格、这麽坏却又如此可爱的魔门。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魔门的出现对于大唐，可谓无可或缺，无法想象缺少了魔门的大唐双龙将会是何等模样。只是可以预见，那应该不是我们喜欢的大唐，能想象出一锅汤没有放盐，或者一部好片子没有声音的感觉吗？

　　试想，如缺少了睥睨天下偏又情深似海的邪王，大唐岂不是无味至极，至少听不到青璇的箫声，更苦了子陵，永远只能玩精神恋爱了，何况如没有我们邪王攻击西域，颠覆大隋，应该也就衍生不出来双龙的故事了，二十卷前有一位兄弟说得好，我们邪王是大唐之中最有实力的哥们，没出一言，没露一面，却影响着整个大唐的走势，绝对是该崇拜的超人气偶象。该是如此吧，此乃魔门中人特有属性，白道中人绝无此功能。若没有了令人可气又可爱的绾绾儿，大唐中的名花也就没有了另类，尽是些惯会装腔作势，故做高姿态，虚伪至极的女子，岂不是太过乏味了麽，正如中国乐坛如少了王菲，我们上那里去观赏姐弟恋，会否遗憾呢（玩笑之语，还有周海媚呢）？祝玉研、侯希白以行动告诉我们，魔门之中也有多情女子，风流男士，并非尽皆冷血无情之辈。另外，不知诸位发现没有，众多魔门中人有一共性，他们都在非常努力的验证着一个他们所信奉的真理，那就是──人性本恶，谁还敢说魔门没有信仰，或许他们是在凭心做事。

　　虽说魔门斩情绝性，但他们也象佛门所说般视生命为短暂的过渡，虚幻而不具终极意义，破迷之法，非是济世救人，而是视生命为儿戏。故可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不受任何约束。魔门以为，天下本无正邪之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道，便开始了道统之争，始有正邪。自佛教东来，汉译胡书，正邪之争就变成了道魔之争，佛魔之争。

　　说实话，大唐之中，让我时常在梦中惊醒的还是白道，武功虽说不是最最出色，但手段却最最高明、最最狠毒，想诸位唐迷必有很深体会，总结几大绝招如下∶

　　首先就是虚伪的爱情，一般由美女出马，先百般挑逗，再故做矜持，以修天道为推脱，深知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这个道理，把一票男人搞的神魂颠倒，关键时刻，亲自出马，动之以情，（不知是何种感情，虚多实少），晓之以理（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此时事情往往会朝着对静斋有利的方向发展，所谓美女出马，一个顶两，大概出自于此。在美女石榴裙下，倒下了众多绝世奇男子，最最出名的自然是我们的子陵与宋缺，杀手当然是无聊的师仙子及其秃头师傅（此招非常适用于那些功成名就、刚正不阿之士，百试不爽）。

　　其次则为威逼色诱，千里追杀，仍能记否，双龙初入江湖，未成气候却有潜在威胁，静斋可谓用尽种种手段，先以白道势力相逼，继而出动师仙子色诱，不成之后，竟出动四大圣僧，只欲致死地方能罢休，好在双龙福大命大，而圣僧人性未能全泯，故才逃的活路。而石之轩少时能够逃出神掌，留得一命，可称是九死一生，幸赖本领强横，可惜最后还是一头坠入碧秀心的胭脂阵中，若非碧秀心良心发现爱上了邪王，恐怕静斋的成功率将达到百分之百，好可怕呀！

　　其实我们从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慈航静斋为代表的白道，所实行的政策类似于现今美国的的金元大棒外交，不同之处在于它把金元换成了美女，乱世之中，杀伤力更大，不知当初美国立法之时有否参考中国大唐的历史？如有的话，真想大笑三百声。

　　在见识过了白道中人种种厉害之极的手段之后，心中一直很是好奇，面对政治手段如此高超的白道，魔门为何竟能一直与其抗衡数千年，苦思之后终得出一点谬论，我想有下面几大因素∶

　　一∶完善的体制，不知大家发现没有，魔门的体制并非我们所以为的一盘散沙，从书中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大唐之中的魔门绝对是一有着明确思想，精细分工得政治团体，书中有云，魔门主要分为两派六道，两派指的是花间派和阴葵派，六道分为邪极，补天，真传，魔相，天莲，灭情。而其组织形式则有些类似于以一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后期一直阴盛阳衰，由阴葵派执政多年），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尝试过的所有政治体制中，这种制度是最最完美的，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可以说其体制是绝对先进的、进步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终将会取得胜利的。

　　再看看白道，稍一比较即可得出，其政党组织形式绝对是虚伪的、不民主的，类似于美国的二元制，由慈航静斋何净念禅宗轮流执政，不过却没有竞选，和尚总是架不过尼姑，其竞争能力，政治手段亦稍逊，故此常年充当打手，一直在野，政权始终掌握在静斋手中。不论两派如何变动，始终都是白道的代表，而白道其他门派，一直处于畸形发展状态，始终没有壮大起来，简直不堪一击，而且充满着腐朽没落。由此，可从一侧面证明这种制度是如何的不可取。

　　二∶不朽的思想，可能都不用我多说了，魔门的主要思想都来自于六卷《天魔秘》，而《天魔秘》是可与《慈航剑典》、《长生诀》、《战神图录》相提并论的四大奇书之一，而且有六卷，不只是那位魔门先辈所创，其思想理论水平竟是如此之高，真是令人震惊，如放在今日，恐可与马克思比美，毕竟如此另类的异论，又能自主成篇，恐亦为唯心主义的巅峰成就，其道心种魔大法更是充满着唯心主义的味道，完全靠心灵的把握能力来修炼，唯心主义数千年以来一直与唯物主义针锋相对，如能早日找出此部巨着，则可理论联系实际了，届时，想矛盾论会否依然矛盾呢？

　　无庸讳言，这绝对是一惊世巨着，试想，两派六道都还没有得到全部，就已如此惊人，六卷归一，又是何等令人期待，估计到时静斋又得找上双龙了，静斋也是够奇怪的了，手握宝卷，却是不知进取，没有一回能挺身而出，把宝卷练成，可能日常事务太多了吧，公关毕竟牵涉精力太多。幸好每当关键时刻，总有已不黑不白的英雄挺身而出，而静斋又能靠上，方不至于覆灭于魔门之手，还真是运气好。或许可以这样说，魔门一直专注于本职工作，而静斋则一直在进行公关活动，寻求国际援助，如此方能一直占据上风。

　　三∶卓越的人才，大唐读至此，向各位亦会惊诧于魔门人才之众，声势之胜，老一辈有阴后祝玉研，邪王石之轩，邪帝向雨田，差一点的有韦公公，云雨双修守玄，魔隐边不负，荣凤祥，可风，安隆，尤鸟卷，天君席应，魔师赵德言，左游仙，闻采婷。晚一辈有绾绾，白清，侯希白，杨虚彦，荣姣姣等，看看正道，人才凋零，似乎只有师妃暄在四处奔走，如非魔门未能统一，正道几无立足之地。或许这也是静斋不择手段的原因之一吧。

　　试想当时，又有何人能与邪王相提并论，兼得佛魔两家四派之武学，自创不死印法，所向披靡，百战不死，正教几无余类，如无碧秀心动其魔心，恐其已一统魔道，成就一番魔门伟业，邪王阴后之组合，谁人可挡。则静斋必不复存矣，所谓的白道，恐亦不存矣！故此无人敢对碧秀心指手论足，其地位之崇高无人可与之相比。

　　比之魔门人才鼎盛，白道可谓日渐凋零，动不动就把几位近百来岁之人请出，就不怕累坏了几位老人家，宁道奇四大圣僧轮番上阵，天道还如何去修，这要是累死了可如何是好，后辈之中，只有师妃暄还像点样子，其他之人无一可谈（青璇应非是静斋之人）。

　　四∶绝世的武功，比之正道千年不变的武功，魔门可谓百花争艳，自创武功之极品──不死印法，融合佛魔两家功法，道魔合流，绝对是武学界一大突破（可惜老黄非得让它是幻术，还真俗，为何不是修天道之捷径呢，魔门中人就不能成仙了吗？殊途同归嘛！不是有人还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两条路吗）。另外，天魔秘所载之道心种魔大法，也能修天道，还能改变人的气质，吾等俗人，实是该练一练（在不用庞斑方法的前提下）。只是天魔大法，就能与白道抗衡数千年有余，更别说还有其他一些简单易练的魔心连环，紫气天罗，剑罡同流呀，别说比武，就算是踢足球，正道也输定了，试想，席应守门（以紫气天罗部下罗网，得多大力量能打进呀），祝玉研做后场（用天魔大法形成力场，让人有力难施，构成门前屏障），石之轩当前锋，用幻魔身法过人，不死印法射门，此三人已是无人能敌，佐以魔心连环（后场从事破坏），赵德言天雀撅心（冷射），白道那里还有玩头。实在搞不明白，白道之人干什麽去了？数千年也无进步。

　　五∶伟大的志向，不论魔门众人心性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选择了魔门就认准了魔门，连曹应龙改邪归正之时，还念念不忘魔门理念。可见魔门中人心志坚毅无比。俗话有云∶有志者，事竟成，凡能成大事者，必定要有坚毅之心志，这一点，魔门中人各个具备无疑，绝对要与白道斗争到底，坚信总有一日会成功。

　　另外，魔门其实很重誓言，由邪帝的四大门徒可看出，魔门血誓对其约束力无比巨大，竟能奉行二十年。守信诺是一种美德，而这一点，白道中人不太具备，；连慈航静斋和净念禅宗也会自毁誓言，师妃暄骗了徐子陵，说不出山偏又出山，弄得我们陵少都无所适从了，一次次浪费感情，最后一次，估计是不知该如何了，省点悲伤吧。而了空更有意思，修了闭口禅，最后自己憋不住了，要说话，还怪子陵偷了和氏璧。从种种对比中，不难看出，在未来的某一天，魔门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宝鸡天台山有一座巍然耸入云霄、气势雄伟壮观的奇峰，人称天柱峰。天柱峰上有座“莲花顶”。每当日落日出之时，这里霞光辉映，雾海翻腾，石莲游浮，蔚为壮观。人们称誉此峰此景为“三味生奇花”。相传中国国名“中华”即由此而来。

　　传说炎帝神农成王之前，在天台山练出了一身好武艺。一次，他约请天下部落首领，汇聚天台山比武论艺，还邀请了天帝仲裁。由于炎帝神农武艺超群，天帝感到欣慰，想提携炎帝作为人间帝王。便有意发下一道口谕：“谁能一夜建造一座登天梯，能使茫茫大海之中长出石莲，吾便封谁为人间帝王，统管天下人事。”

　　炎帝神农果然在一夜间造成了三座排空的天柱峰，怀中抱着一座石莲。天帝一见，万分惊喜，当即封炎帝神农为“赤帝”。随后，天帝沿着天柱峰登上了莲花顶，腾云驾雾，升天而去。

　　炎帝神农作一代帝王，分管南方天下，南方属火，所以号称“炎帝”。炎帝施行仁政，受到人类拥戴。后来，炎帝神农为了驱瘟除病，造福人类，亲自尝百草，制百药，终于制服了瘟疫。而他自己却因吃了毒草“火焰子”，不幸死于莲花峰下。

　　炎帝神农的子孙后代，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便以“三味生奇花”为缘由，把天台上莲花峰称为“中华”（古代：“华”与“花”相同）。世人为纪念炎帝神农的功德，便沿用此称，把中国叫做“中华”。

　　中华文明从哪里开始？

　　聂依匆

　　中华文明的历史从哪里开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存在吗？汉字是如何孕育诞生的……一个个文明之谜，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诱惑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者。

　　今天，在新世纪的曙光里，以即将起飞的东方巨龙姿态在世界民族之林不断挺直腰杆的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悄悄酝酿着一个极其大胆而又激动人心的国家级研究项目，这就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正在积极筹备、争取早日启动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

　　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其早期，是在没有外来文明强烈影响的环境中，在自身的基础上独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学者们都同意，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模式与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发展的原因都是迫切需要阐释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大研究课题。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前仆后继，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经整理出一个较为清晰而符合规律的发展序列。但专家们相信，其中也不乏断缘和环缺之处，文明的形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段空白。

　　然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地理与自然环境、民族与语言、古代科学技术与工艺成就等各个方面。这一千古难题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其他诸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参与，更需要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的协同合作。因此在历史上，这一课题得以破解的时机从来没有真正成熟过。

　　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石兴邦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到现在连文明形成的源头和基本模式都提不出一个科学的历史解释，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记者日前从中国社科院获悉，继“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后，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又一个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已经在最近通过论证，并有望于近期“尽快启动”。

　　“探源工程”将成为“里程碑”

　　中国社科院为启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而新近成立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在谈及这一研究项目时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然而我们的古代文明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在怎样的环境中，通过怎样的历程而兴起的？我们的文明是如何体现普遍的历史规律又创造出自己的特点，从而影响传流于中国的整个历史的？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也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明探源工程的总协调人王巍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不仅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说，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因此，开展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对于深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的认识是十分有用的。

　　这位学者强调，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否认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中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而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复原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对展现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纠正对我国古代文明存在的各种偏见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他表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于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揭开千古之谜已到时机

　　权威专家们认为，目前，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对文明探源来说，现在是“应该解决，必须解决而且也是能够解决的绝好时机”。

　　李学勤指出，作为我国“九五”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五年时间，多单位、多学科两百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已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并公布了阶段性成果。这为新世纪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开拓了一条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途径，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巍指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夏商周时代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也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都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石兴邦等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在全国几个重要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孕育中，已经发现了不少文明的因素和苗头，所以现在着手解决正是时机，并且是一个“很要紧的时期”。

　　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

　　根据研究项目总协调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的设想，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并非仅仅追溯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过程，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契机、途径、过程及其特点上。具体地说有以下一些主要研究课题：

　　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系统搜索商之前各地区的文字及各种陶文的符号资料，研究它们同商代甲骨文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文字所发挥的作用。

　　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

　　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以探求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王巍指出，需要说明的是，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中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

　　其他具体课题还包括：农业、畜牧业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等。

　　专家指出，这一庞大学术工程的其他相关研究课题还包括：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等等近20个大的研究课题。如此庞大的研究课题，需要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参与，齐心协力，他们表示期待加强与国内外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

　　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切知道完成这一庞大的研究项目需要多长时间，也许5年，也许10年或更长，但目前我们能知道的是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先期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从而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地期待这一工程的顺利启动和圆满结束，期待令人激动的结论和一批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有人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遗迹犹如“漫天星斗”，声称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如果"文明探源工程"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那么，新世纪最灿烂的星光将真的属于中国科学家们。

科举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常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 秀才为最高科等，考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 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 难达到的，都不敢投考秀才科。永徽二年，遂被停废。明法、明书 、明算考试专门学问，及第后从事专门工作，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 吏，应举者也很少。士子所趋，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 明经主要考试两部儒家经典。唐制正经有九，《礼记》、 《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 》、《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两经者一大一小， 或两中经。同时还要兼习《孝经》、《论语》。唐初，明经是按照 经的章疏试策。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 抄录下来进行背诵。为了促使举子去读正经，高宗调露二年（公元 六八○年）决定加试帖经。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的几个 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帖经通过后，然后试策。儒家经典的背诵 成为明经采取的先决条件。但这样一来，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 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 七年）又规定，降低帖经及格的标准，改策问经义为口问大义十条 ，同时加试时务策三道。由于经业之人鲜能对策，亦不及文义，因 此时务策和口问大义的考试，不过是走个形式，采取时仍以帖经的 成续做为标准。明经继续沿着死记硬背的路，到了后来至天宝十二 载时，帖经也恢复原来的及格标准。

　　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 文章的词华。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举子不读经史，只读四策，不辨章 句，也不练习作文，只在摹拟的策上下功夫。针对这种情况，高宗 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进士和明经一样，加试帖经。永 隆二年（四元六八一年）又规定，进士要加试杂文两首，合格者然 后试策。进士科开始实行帖经、试杂文和对策三场考试的制度。杂 文最初为士子所熟悉的箴、表、铭、赋之类，至天宝年间（公元七 四二～七五六年）始专用诗、赋。由于当时社会风气重文学，同时 ，开元、天宝之际，当政的李林车也有意识地把进士科作为选拔文 学之士的科目，因此，进士科继续沿着文学取士的道路前进，并且 发展到以诗赋的好坏作为进士及第的主要标准。进士科成为选拔人 才的主要来源后，进士录取的标准才重新以策文成续为，而且衡量 策文的标准，也变为主要是看策文的内容。 常科的应举者有生徒和乡贡。

　　生徒主要是指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 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 。他们在学校学习两部儒家经典，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由馆监举送 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另外有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 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的，谓之乡贡。 唐初以来，贡举的主持是由吏部考功司，由吏部考功员外 郎专掌。开元后、举子日益增多，许多高官子弟也参加科举考试。 考功员外郎仅为从六品上阶，对于高官的嘱托，不第举子的喧讼， 他都无力应付。考功贡院也已经应付不了日益烦杂的贡举事务。开 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因为发生了举子顶撞考功员外郎李昂 的事件，玄宗君臣认为员外郎权轻，而吏部长官诠选的任务又太重 ，于是改归礼部掌管，专令礼部侍郎一人知贡举，并设立贡院，作 为办事机构；设置印信，作为权力凭据。上元（公元七六○～七六 一年）后，有时亦委派中书省舍人或其它诸司四品清资官掌贡举， 称为权知贡举。

　　制科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举行的，名目很多。仅《唐会 要》卷七十六〈制举〉所论从显庆三（公元六五八年）到大和二 （公元八二八年），共有七十八科次。在安史之乱前，有些科目尽 管类同，如高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优赡科， 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 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建 中元年后，有些科目，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数典达于理 人科等，就反复出现了。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 发展，统治者对人才的不同要求。 应制举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是既无出身，也无 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举者必须 经过有关官员推荐，才能参加制举考试。直到玄宗开元时，由应举 者自举才被正式提了出来，并在天宝末确定了下来，一般士子才能 自由地报考制举。

　　制举一般考试对策。永淳二年（公元六八三年）确定试 数为三道。试策时由皇帝任命考官或考策官，负责评阅试卷，定出 等第。高宗、武则天都曾亲临试场。但皇帝亲试直到开元九年（西 元七二一年）才最后确定下来。 制举及第，原来没有出身和官职的，一般授从九品上阶或 下阶的县尉，成续好的也有授给正九品下阶太子校书的。进士及第 一般均为从九品下阶，制科起家比进士高一至二阶。原有官职的， 可以升官，成续特优的，可以升三至四阶。连续参加，连续登科者 ，可以迅速升迁，很快就可以做到五品高官。制举另外加献文章， 上著述者，经有关部门考试，亦同制举。杜甫就是在天宝时献三大 礼赋，玄宗召试文章而授与官职的。

　　门荫

　　唐代入仕之途除了科举考试之外，还有门荫之制。门荫者 ，即以父祖官位，豪门世家的余荫而得官。唐荫任之制规定，三品 以上大官可以荫及曾孙，五品以上荫孙。被荫之孙品阶降荫子一等 ，曾孙又降孙一等（《唐会要．用荫》）。从唐书所载可见，唐一 代因门荫得官而做出政续留于史册者极少。以门荫而至宰相的数十 人之中，有政绩者不过褚遂良、姚崇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等数人 而已。

　　科举制度概述：

　　科举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巨大进步

　　赵铁信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O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方式，建立过各种官吏制度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风”老百姓的儿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到是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九成、张孝祥，明代的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正、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翁同和、洪钧、钱大听、林则徐、张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土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正确认识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401页）我们应当遵照列宁的教导，把科举制度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四千多年的官制史中，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我认为1300年的科举制度，主流是好的，积极进步作用占其主导地位，不能因其有巨大的进步作用而掩盖其晚期的严重弊端，也不能因为晚期的严重弊端而否定其巨大的进步作用。

故事走到这里内容都很轻松，但是进入争霸天下阶段后，将会涉及到权利，

　　美女，压抑的人格，扭曲的个性，嫉妒的疯狂等种种阴暗面的描写。由于故事走向与

　　原书大相径庭，所以，很多人物的行为都将发生重大改变，隐藏性格也会一一展现，

　　甚至有恶搞出现...

　　师妃暄：在大唐中是一个争议坡多的人物，很多人不喜欢她，更喜欢婠婠（

　　小子也是），但不可否认，她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姑射仙子，很多书友也都热切期待着

　　“仙子”被射落凡间的那一刻。因为，那是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

　　可落入反间的“仙子”还会是仙子吗？

　　巨大的落差大家会适应吗？

　　绝顶的高潮后留给人的是空虚，还是满足呢？

　　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十分杰出的一位好皇帝，“贞观之治”影响深远；“天

　　可汗”，各族传颂。在这里，形象可能不是很健康，诸位能够接受的了吗？

　　梵青慧：唉，不提也罢！

　　婠婠：.....

　　希望诸位书友能够做好足够的心里准备，如果不喜欢，请现在就放弃，免得

　　以后被神经错乱的“变态”作者伤到，骂声一片时，俱都郁闷中....

　　主角的某些行为可能好傻，但这还只是开始，主角以后还会做出好多脱线，

　　卑鄙，无耻，疯狂...的事情来。

　　变的东西太多，不变的只有一点，就是本文的写作风格...

　　收拾情怀，郑重说一句：“绝对不会太监，小子会不断努力...”

　　话外音：“大哥，你还是太监了吧！”

　　“扑通！”

　　“咔嚓！”

　　两年后，江湖上出现一神秘高手，没有人知道它是男，是女，是人，是妖，只知道它所经之处，只余血腥的杀戮和沁人的清香......

汉代“独尊儒术”的背后

　　黄朴民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儒家学说至少在形式上已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了自己在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帝、成帝在位时，情况尤其如此，经师韦贤、韦玄成父子和匡衡都位至丞相，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以经术晋升公卿之位者始终占有

　　很高的比例。东汉的状况亦类似，如桓荣习《欧阳尚书》，好事连连，一门三代都为帝王师傅；桓荣学生杨震青出于蓝，一门三代都为三公。儒家的身价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了。而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在汉代社会思潮中的大致定位。

　　然而，形式与内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儒学在名义上虽然取得了至尊无侔的地位，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贯彻却往往要打很大的折扣。汉代统治者轰轰烈烈地尊孔崇儒之举，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饰太平而已。汲黯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正道出了帝王们的内心奥秘。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这种内法外儒，儒法并用的特色甚为显著，用汉宣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元、成之后，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从本质考察，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霸王道杂之”的做法依然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元帝时，匡衡上疏中的内容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颜师古注末语称：“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这表明当时真正掌握管治资源的是大批“俗吏”，他们对“儒学”根本不屑一顾，仅仅凭恃“刑法”治民，而其根源则在于最高统治者只是将“教化”挂在嘴上，并未能真正落实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则处理日常政务的，也就只有召信臣、韩延寿、何敞等极少数号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则通常汲汲于以法刑施政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吏道以法令为师”。这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硕士宿儒虽然动辄以“师道”自居，以为自己负有弘扬儒家理想的崇高职责，但实际上往往是他们自作多情、自鸣得意罢了。在拥有决策权或行政权的官僚眼里，他们不过是装潢门面的工具。成帝时代的琅邪太守朱博的态度称得上是典型。这位朱博特别讨厌读书人，“尤不爱诸生”，到地方上任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饭碗，“所至郡辄罢去议曹”。儒生如有讲仁义、行德政之类的建议，他总是一副不耐烦的嘴脸，一再表示自己“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汉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他在一个月内先后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这时儒学表面上定于一尊已超过了一个世纪，可是像朱博这么一位鄙薄儒学仁义教化，理直气壮地拒斥“圣人之道”的官僚竟然能平步青云，升至高位。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说明，即便是在元、成之后，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也仍旧是朝廷实施专制统治的基本原则。

　　从两汉时期法令烦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当时推崇儒学，奢谈仁义的背后，充满着法家政治的血腥气息。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它最大的特色是严酷细密，见血封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条令的烦苛，意味着受法面的普遍和执法上的残酷。这从大臣路温舒的揭露可以窥见一斑：“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用刑愈重、执法愈暴，对官吏本身好处愈大，机会愈多；反之，则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的“帽子”，葬送大好前程。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当然要争先恐后扮演凶神恶煞，与民为敌，“以刻为明”了！

　　法令的严酷还表现为汉武帝时不仅恢复了文帝时业已废除的“妖言诽谤罪”，而且新创了腹诽罪。大臣颜异之死就是这种恐怖刑法的鲜活案例：颜异在汉武帝时担任大农之官，一次他和别人私下聊天，那人谈起朝廷有些法令定得不尽恰当，有可改进的地方。颜异深知兹事体大，岂可说三道四，所以没有随声附和，只是下意识地稍稍动了动嘴唇，谁知还是让人给告发了。酷吏张汤借此大做文章，声称颜异身为九卿高官，“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罪当论死。汉武帝二话没说，批准了张汤的奏章，颜异的脑袋便莫名其妙地搬了家。“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显而易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两汉社会思潮演变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其本质属性无疑当为“霸王道杂之”。换句话说，外儒内法，法主儒从；儒法并用，法本儒末乃是汉代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厚黑学

　　·李宗吾·

　　（１８７９——１９４４）

　　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想为英雄豪杰，求之四书五经，茫无所得，求之诸子百家，与夫廿四史，仍无所得，以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不过吾人生性愚鲁，寻他不出罢了。穷索冥搜，忘寝废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起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维妙维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著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鄙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龋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著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著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薰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所以得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武候，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著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我把他几个人物的事，反复研究，就把这千古不传的秘诀，发现出来。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贯之：“厚黑而己。”兹再举汉的事来证明一下。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咽鸣叱吒，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他失败的原因，韩信所说：“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脸皮不厚。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项庄已经把剑取出来了，只要在刘邦的颈上一划，“太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挂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刘邦逃走。垓下之败，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他偏偏又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念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些话，真是大错特错！他一则曰：“无面见人”；再则曰：“有愧于心。”究竟高人的面，是如何长起得，高人的心，是如何生起得？也不略加考察，反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咎吧。

　　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史记载：项羽问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请问笑谢二字从何生出？刘邦见郦生时，使两女子洗脚，郦生责他倨见长者，他立刻辍为之谢。还有自己的父亲，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车；后来又杀韩信，杀彭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请问刘邦的心子，是何状态，岂是那“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项羽，所能梦见？太史公著本纪，只说刘邦隆准龙颜，项羽是重瞳子，独于二人的面皮厚薄，心之黑白，没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刘邦的面，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黑之一字，真是“生和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厚字方面，还加了点学历，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圮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圮上受书一事，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这个道理，苏东坡的留候论，说得很明白。张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经指点，言下顿悟，故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这种无上妙法，断非钝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种学问，全是关乎资质，明师固然难得，好徒弟也不容易寻找。韩信求封齐王的时候，刘邦几乎误会，全靠他的业师在旁指点，仿佛现在学校中，教师改正学生习题一般。以刘邦的天资，有时还有错误，这种学问的精深，就此可以想见了。

　　刘邦天资既高，学历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

　　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不黑，终归失败，此人为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他为齐王时，果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他偏偏系念著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地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讥诮项羽是妇人之仁，可见心子不黑，作事还要失败的，这个大原则，他本来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这里失败，这也怪韩信不得。

　　同时又有一个人，心最黑，脸皮不厚，也归失败，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刘邦破咸阳，系子婴，还军坝上，秋毫不犯，范增千方百计，总想把他置之死地，心子之黑，也同刘邦仿佛；无奈脸皮不厚，受不得气，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王，增大怒求去，归来至彭城，疽后背死，大凡做大事的人，那有动辄生气的道理？“增不去，项羽不亡”，他若能隐忍一下，刘邦的破绽很多。随便都可以攻进去。他忿然求去，把自己的老命，把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因小不忍，坏了大事，苏东坡还称他为人杰，未免过誉？

　　据上面的研究，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候将相，炫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即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掬，好象了无奇异，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可谓天下之大愚。

　　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起初的脸皮，好象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就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功夫；因为城墙虽厚，轰以大炮，还是有攻破的可能；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功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学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刘备就是这类人，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真可谓“心子漆黑，招牌透亮”，能够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渊之别，但还露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操的本事，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有人问：“这种学问，哪有这样精深？”我说：“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臭’方能终止；学佛的人，要讲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算正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才算止境”。

　　总之，由三代以至于今，王候将相，豪杰圣贤，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成，无一不出于此；书册俱在，事实难诬，读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径，自去搜寻，自然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以下内容是和小说《大唐双龙传》相关

　　魔门主要分为两派六道，两派指的是花间派和阴葵派，六道分为邪极（也叫天邪宗），补天阁，真传，魔相，天莲宗，灭情道。

　　魔门宝典是六卷《天魔策》（原来是十卷），而《天魔策》与《慈航剑典》、《长生诀》、《战神图录》相提并论的四大奇书。另外又以《战神图录》最为神秘，不过对于 《战神图录》 至少已经知道的有传鹰、传鹰的儿子鹰缘活佛、蒙古八师巴、无上宗师令东来、其中还包括一个血手厉工（不知道他有没有练成）、红日法王、韩柏、秦梦瑶学知，不过后三者不知道这升仙的“最后一着”是什么而已……。

　　魔门的人才之盛，之厉害令人咋舌。两派六道都还没有统一，就已如此惊人，如果《天魔秘》六卷（应该是十卷）归一，又是何等令人期待。

　　魔门人才之众，声势之胜，老一辈有阴后祝玉研，邪王石之轩，邪帝向雨田，差一点的有韦公公，云雨双修辟守玄，魔隐边不负，荣凤祥，可风道人，安隆，尤鸟卷，天君席应，魔师赵德言，左游仙，闻采婷。晚一辈有绾绾，白清，侯希白，杨虚彦，荣姣姣等，看看正道，人才凋零，似乎只有师妃暄在四处奔走，如非魔门未能统一，正道几无立足之地。或许这也是静斋不择手段的原因之一吧。

　　可以说从黄老的小说中最早出现魔门的应该是从《覆雨翻云》，但按照时间来说应该是从《边荒传说》里面了。（不知道黄老以后又会写魔门的那位高人:)）。下面总结一下：

　　花间派和阴葵派，无疑是魔门中最为厉害的门派，可以说是魔门的领导者。后来还好后来天邪道有了个庞斑，但是主要还是靠魔门的秘传《道心种魔大法》才飚升第一高手！

　　花间派：慕清流、邪王石之轩、多情公子侯希白。

　　阴葵派：阴后祝玉研、绾绾、白清儿、魔隐边不负、单玉如、白芳华。（该派拥有《天魔秘》）、林士宏、东溟派。

　　天邪道：谢泊（第一代宗主）、邪帝向雨田（第十二或十三代）、尤鸟卷、丁九重、周老叹和金环真（该派拥有《道心种魔大法》）、庞斑。

　　灭情道：天君席应、许留宗、伊祖文（说不定要+上老公公）。

　　天莲宗：安隆、辅公佑。

　　真传道：左游仙 | 云雨双修辟守玄、荣凤祥，可风道人

　　魔相道：魔帅赵德言

　　补天阁：邪王石之轩（好像是唯一一个身兼魔门两道大法的人）、影子刺客杨虚彦。[白清儿不知道算不算兼两道阴葵派和灭情道]

　　另外：闻采婷这些不好分。找我猜云雨双修辟守玄、荣凤祥，可风道人应该属于真传道的，闻采婷和许留宗搞到一块，不知道是不是阴葵派的人物？

　　.

　　影子刺客杨虚彦为补天阁已改正.

　　.邪派八大高手排名：

　　第一位：阴后 祝玉研（天魔大法）

　　第二位：邪王 石之轩（不死印法）

　　第三位：魔帅 赵德言（具体未知）

　　第四位：天君 席应 （紫气天罗）

　　第五位：天心莲环 安隆（天心莲环）

　　第六位：辟尘 荣凤祥（具体未知）

　　第七位：XX 左游仙 （道祖真传）

　　第八位：倒行逆施 尤鸟卷（道心种魔）

　　特别注明：以上排名由 岭南宋鲁在吃饭时说的，对于红色字体的那三位为猜的。

　　.真传道后来分支：道祖真传以及老君观

　　.邪极宗 (天邪道)：由 邪帝向雨田门人分为：逆行派（尤鸟卷）、帝[霸]王谷（丁九重）、赤手教（周老叹）、媚惑宗（金环真）。

题外话：最近看了不少欧美以及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赞叹的同时，不由感受到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投入的太少，在清宫戏此起彼出的同时，却越来越少人认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研究，因此不顾自己斤两，执意写点东西，做点匹夫的贡献。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知道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地发展，在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七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这八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几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而类似陈胜吴广起义这样的事虽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对于中国整体的文明来说，只是农民起义罢了，特别是对于科学文明来说，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会进行讨论

　　第一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的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

　　《汉书 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件事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第四件事 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几代君王里除了明成祖万历帝

　　还算可以外，其他的君王都基本可算是昏君，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雪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第五件事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九十二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很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第六件事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不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 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花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的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可笑又可叹的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还以为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说把这个人弄个铁像跪在郑和像前放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前也不为过。

　　请大家原谅我对这个人咬牙切齿说了这么多，公正地说把责任归罪于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当时的明王朝的军臣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见识，只知道钻营，谋私利的庸碌之辈，因此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使是有见识的人也脱离不了这个局限。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中国不能成为

　　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七件事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 『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朗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取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作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 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境内还有好几个与中原王朝并存的政权，主要有：

　　突厥

　　突厥起源于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后迁到今新疆天山北麓。公元5世纪被柔然征服，又被迁于阿尔泰山。但在6世纪中叶迅速强大起来，灭了柔然，建立起一个疆域广阔的汗国，其范围包括今内蒙古中西部、蒙古高原、贝加尔湖东西的西伯利亚南部、今新疆大部和中亚咸海、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阿姆河、锡尔河、楚河流域，牙帐（首领驻地）建于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东段。

　　582年（隋开皇二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东突厥建牙帐于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鄂尔浑河西岸，西突厥建王庭（王的驻地）于三弥山（今新疆库车北天山南麓）。

　　东突厥于630年（唐贞观四年）灭于唐。682年（唐永淳元年）重新建国，史称后突厥，疆域与被灭前大致相同，但其内部部族众多，各有领地，如叶尼塞河间上游有黠戛斯，贝加尔湖一带有骨利干，色楞格河流域有回纥〔hé和〕等，统治不稳定。44年（唐天宝三年）灭于回纥。

　　西突厥于659年（唐显庆四年）为唐朝所灭。

　　回纥（回鹘）

　　回纥原为铁勒十五部之一，臣属于突厥。天宝初灭突厥后，基本上继承了它的疆域，牙帐仍建于今杭爱山和鄂尔浑河之间。因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与唐朝关系进一步密切。 788年（唐贞元四年）改称回鹘。以后又越过阿尔泰山向西扩展，驱逐吐蕃，取得了天山以北地区，并一度进入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但曾与回鹘〔hú胡〕结盟反对突厥的葛逻禄由今额尔齐斯河上游西迁，设首府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所以西部中亚地区为葛逻禄所有。回鹘的后期重蹈了突厥覆辙，在内乱和天灾中，于840年（唐开成五年）灭于黠戛斯。

　　回鹘人大部西迁，其中主要的两支以后又有了比较稳定的疆域。

　　西州回鹘，在天山东段今新疆乌鲁木齐至哈密一带，以西州高昌故城为都，又称高昌回鹘、高昌。到12世纪初，疆域扩展至塔里木河流域今库车一带。后成西辽属国，13世纪初归附蒙古，中叶后成为元朝直辖地。

　　河西回鹘，在河西走廊中段，而以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为中心。11世纪前期灭于西夏。

　　另外有一支迁至葱岭以西的楚河流域，投奔葛逻禄，称为葱岭西回鹘，在10世纪初与葛逻禄等族共同建立黑汗（喀喇汗国）。

　　吐蕃

　　隋朝时青藏高原的各部族互不统一，中部有宝髻、孙波等，东部为党项、嘉良、附国，西部为女国、象雄，到7世纪初形成了三大势力——吐谷浑、苏毗（孙波、孙波如）和吐蕃。吐谷浑灭于隋朝，唐初复国，但635年（唐贞观九年）再次被灭，成为唐朝的一部分。而吐蕃在其赞普（首领）松赞干布时期崛起，由山南匹播城（今西藏琼结县）迁都逻些（一作逻娑，今西藏拉萨市），兼并了苏毗、羊同等部，又破党项、白兰，击败吐谷浑，取得其旧地，向西征服了在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小勃律，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不仅统一了青藏、康藏高原，而且占有今四川西部、滇西北等地。安史之乱后，吐蕃向东、向南扩展，取得了唐朝大片土地。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吐蕃的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东至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居延海，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9世纪中叶，吐蕃发生内乱，国势衰落，以后内部分裂。10世纪时，河陇地区只剩下一小部分，祁连山南麓的阿柴是原臣属于吐蕃的吐谷浑部落，在今青海地区的吐蕃族称为脱思麻，在原吐蕃中心地区的称为乌思，其东为波窝、敢，其西为藏，今阿里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分为纳里、古格、布让、日托、麻域等部。

　　南诏

　　云贵高原上部族众多，唐初曾在今四川宜宾和云南姚安分别设置戎州、姚州加以控制。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乌蛮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在今云南巍山县建立大蒙政权。因其在六诏中地位最南，故称为南诏。8世纪初，吐蕃侵入云贵高原。为了对抗吐蕃，唐朝支持蒙舍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封为云南王，南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太和村）。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南诏并吞了东诏、西诏，并向东扩张，占领爨族地区。750年（唐天宝九年），皮罗阁反唐，攻陷姚州，次年起又依附吐蕃，连兵大败前往征讨的唐军，将唐军逐出云南，从此脱离唐朝。安史之乱后又向北扩张，并夺取周围地区，并在今昆明市境筑拓东城以控制东南部。794年（唐贞元十年），又转而联合唐朝反吐蕃，夺取了神川都督地（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中甸一带）和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县），又南征茫蛮、黑齿等部族。

　　南诏于779年（唐大历十四年）迁都羊苴咩〔miē 乜〕城（今云南大理市），其极盛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大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和萨尔温江以东地，老挝北部等地。

　　902年（唐天复二年），贵族郑买嗣夺取政权，次年建大长和国。928年（后唐天成三年）赵氏夺取政权，改国号为天兴。929年杨氏夺权，改国号为义宁。937年（后晋天福二年）段思平又取代杨氏，建大理国，定都大理（故羊苴咩城），以鄯阐（故拓东城）为东京。在此期间，该国疆域除东北略有缩小外，变化不大。

　　渤海

　　唐初灭高句丽后，高句丽故将大祚荣被安置在辽西的营州。后契丹叛乱占了营州，大祚荣率部进入靺鞨地区，成为靺鞨人的首领，在698年（唐圣历元年）建振（一作震）国，以显州（今吉林敦化市）为都。713年（唐先天二年）受唐朝封为渤海郡王，改称渤海。8世纪中叶，迁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极盛时境内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疆域西到今吉林农安、梨树，辽宁昌图、宽甸，东至于海，北至黑龙江鹤岗、同江、抚远及以东，南至辽宁丹东市，东北至朝鲜龙兴江一线。

　　926年（契丹天显元年）为契丹所灭，改为东丹国，成为契丹附庸。928年，迁至辽东，982年并入辽朝。

本文追溯了三国至明清期间中国人如厕拭秽方法的流变过程。厕筹在三国时期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而使用手纸的正式记录由元朝蒙古族开创，此二者皆为中国古代拭秽风俗流变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特征。

　　关键词：厕筹；手纸

　　古人大便后用何物拭秽？港剧《寻秦记》提出了这一问题。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香

　　港特警项少龙被时空穿梭机送到战国时代的赵国，夜宿一居民家中，内急要上厕所，项少龙向老翁要“卫生纸”，老翁懵然不知何物，项说：“怎么擦屁股”？老翁从茅坑边拿起一块竹片说“这就是啊！请随便用”。看到此处，不禁使人失笑。对呀，古人用什么擦屁股呢？

　　本文逆时间之河而上，由近到远追溯了古人拭秽风俗流变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不排除某些地区某些人还在使用五花八门的其他物事，但是主流是人们普遍用卫生纸，因此我们考证历史，也仅仅考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明的主流。

　　元明清——粗纸时代

　　清朝人用纸拭秽，有多处文献可以考证。此处仅举一例，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有段刘姥

　　姥拉肚子的文字：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 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这段描写说明，在曹雪芹生活时期，无论是大观园还是乡下的人物，都已经使用手纸拭秽了。

　　明朝皇宫中专门负责后勤的机构，名叫“四司”，据《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记载：

　　“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沐浴之事”。其中宝钞司就是管手纸的部门了。

　　那么，当时的人们用的是什么纸呢？所以还要了解中国古代纸的种类。

　　明清之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

　　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记载：“此纸（火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由此可知，纸因其原料不同而分为“皮纸”和“竹纸”，但无论何种纸都有“精”、“粗”之分，其中精者用来写字，粗者百分之七十用来做焚烧祭鬼神，百分之三十为日用品。

　　分清了纸的种类，我们还要知道，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久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

　　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1873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1]。

　　使用手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元朝，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

　　竹片，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据《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综上可知，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这种纸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

　　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不可详考，我想太子妃一定不至于用粗糙的纸去摩擦娇嫩的脸蛋吧。

　　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

　　厕筹又称厕简，简单的说，就是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

　　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0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0～730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 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规格“平均长24、宽0.5-0.8、厚0.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宋马令《南唐书.浮屠传

　　》：“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

　　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

　　唐代高僧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上厕法第十四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

　　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